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朱永新

零元企业和它的零元董事长

2007年1月1日，是朱永新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们聚会“朱门”的日子。“朱门聚会”是朱门师生每年元旦例行的聚会日，依照往常的惯例，与会者除了朱的夫人以外，都是朱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生。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都要在这一天赶到苏州，与他们的导师，他们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分享教育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心得体会。

　　这一天下午2点，“朱门聚会”准时在苏州的一家会议室里鸣锣。与会的人群中出现了一批新面孔，他们既非朱永新过去的研究生，也不是当下在读的研究生。他们是一群志愿者，是一群自愿为新教育实验“打工”的企业家，一群合力打造了社会企业家中国样本、缔造社会企业家运营模式的人。

　　“零元企业”的“山海经”

　　38岁的赵一平，坐在会议室第二排的拐角处，专注地记录着发言者的话语。他是无锡灵山公司的副总裁，也是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的副秘书长。此前半年，在清华大学礼堂，他的上司，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国平居士，代表基金会向新教育实验捐赠了500万元善款，鼓励新教育实验团队将“心灵的教育” 进行到底。

　　新教育实验，一开始就定位为民间教育实验。尽管新教育实验作为一个总课题组穿上了教育部的 “重点课题”的衣裳，但它不是传统的课题，而且也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课题的范畴。他们没有一分钱官方拨款，他们的运作方式完全是民间运作。他们必须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将“新教育实验”视为一个没有粮草的 “0元企业”，四处化缘，努力争取民间资金，特别是基金会的支持，否则这个刚刚挂起牌匾的“0元企业”根本就无法运转。

　　早在2003年，新教育实验的质疑者就怀疑这个缺乏自我造血功能的实验行之不远。总课题组负责人储昌楼说，申请加盟新教育实验的学校，非但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还可以免费得到一块价值百元的铜制牌匾。费用来源是朱永新个人的稿费和讲课费。朱说，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牌匾是我们送的，你做不好，我就摘走。

　　显然，朱永新个人的稿费和讲课费是无法支撑一个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的。上海中锐集团赞助8000元帮助他们建立“教育在线”网站之后，他们连网管每个月200元的电话补贴都不能长期报销。

　　2003年底，朱永新开始和捐赠者接触。一笔笔小额捐赠，相对于一个快速成长的NGO组织，一个希望能够开发更多项目，希望贫困地区学校和师生能够感受心灵教育魅力的民间团体，无异于杯水车薪。

　　2005年春天，朱永新在中间人的引领下，邂逅了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国平居士，双方发现，他们共同致力于“心灵的环保”，投入的都是 “灵魂的事业”，从事的都是和谐社会的“人心工程”，一拍即合。是年夏天，在太湖之滨著名的灵山大佛脚下，灵山慈善基金会启动了资助新教育实验的“试点工程”，在全国八个省，为20所“新教育实验学校”配备了图书等必备的资料，并为“试点学校”培训师资。双方约定，未来资助的规模将由试点效果决定。

　　“试点工程”的具体负责人赵一平说：“试点虽然暴露了新教育实验的一些问题，但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新教育实验的方向是对的，有前途的，所以我们在一年之后的清华大学大礼堂，在新教育实验进京赶考的开幕式上，向他们捐赠500万元设立了 “新农村·新教育·新希望”专项基金专项基金。”

　　赵一平所谓的 “新教育实验进京赶考”，是本报于2006年7月17日刊载的一则报道的标题，也就是新教育实验第六届全体会议。本报报道戏剧般地续写了捐赠新教育实验的 “山海经”。

　　上海一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一个姓名中有个“海”字的年轻人，从本报的报道之中，敏锐地发现新教育实验“需要帮助”，就主动联系朱永新团队的一个义工，而后捐赠给新教育实验500万元善款，设立一个专项基金。他对朱永新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不暴露他的姓名，不向新闻媒体透露他捐赠新教育实验的新闻事实。

　　赵一平在“朱门聚会”上，对本报记者说，我们是慈善基金会，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捐赠人，我们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我们不能像上海的那个姓名中有“海”字的年轻人那样，低调行事隐瞒善举，但我们的愿望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新教育实验，能在善款的帮助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新教育实验对西部农村的教育援助，始自2003年。在与灵山慈善基金会合作之前，所有的教育援助连路费和食宿费都由支教者个人负担，而在基金会介入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顺带着，支教本身也变得更为理性，更有计划，更有规模和更具专业性。

　　企业家为社会企业家“打工”

　　2007年1月1日的 “朱门聚会”上，朱门弟子还看到了一个美丽而睿智的女人走向演讲台，勉励他们以宗教的虔诚，让新教育实验开花结果。

　　她叫营伟华，台湾新鸿嘉公司的董事长，被新教育实验团队称为“头号义工”。她自称是为社会企业家“打工”的企业家。

　　尽管朱永新经营他所认定的 “社会企业”的态度，就像商人追逐利润那么执著，但他打理新教育实验这个“社会企业”的能力和精力，比起专职的企业家，则逊色得多。长达三年的时间里， “新教育实验”这个“社会企业”的运营者，绝大多数是一线骨干教师，或者是朱永新的研究生，他们以志愿者的姿态，像一群“傻子”跟着朱永新这个“疯子”，痴痴地奔走在新教育实验的道路上。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行动力迟缓和执行力不足，缺乏打理一个“社会企业”的能力，不能像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那样，抱团应对一个个接踵而来的项目。

　　赵一平说，灵山慈善基金会和新教育实验合作从事“试点工程”之初，局面很是不堪，对接困难，一件件看似寻常的小事，谁都可以做，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具体负责的人，最后谁都没有做。在他这个从事企业管理10余年的管理者看来，新教育实验这个“社会企业”的管理委实混乱，效率低下。

　　像那些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一样，朱永新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经营的这个“社会企业”很快遇到了营伟华，一个“左手做事不让右手知道”的低调的女人。

　　营伟华加盟“新教育实验”，偶然得像一个戏中人的出场。2006年元旦，在数百封新年贺卡中，朱发现了一个没有联系过的人——— 苏州新鸿嘉的营伟华。她感谢朱永新对一个赴西部支教的公益项目的支持。该公益项目是朱永新发起成立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一个公益事业，每年暑期组织大学生到西部义务支教。辗转一问，朱才知道营伟华就是该公益项目的幕后英雄。是她手把手教会了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组建团队成立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

　　朱很礼貌地回了一张贺卡，并于1月21日上午，在营伟华回台湾过春节的前一天，相会于苏州最为繁华的观前街。营是台湾淡江大学国文系的高才生，在台湾有着22年的房地产从业经验和非常优越的生活。两个小时的交谈结束前，营拿出一张支票，说是给新教育的“见面礼”。朱有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觉简直像“受贿”。

　　朱最为激动的不是这张支票，而是她的加盟。

　　2006年春节一过，营回到苏州。她把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了总经理，自己则投入到新教育实验这个 “社会企业”的管理中。她对本报记者说，心灵的教育是一件值得付出的阳光事业，她愿意加入这个理想团队，即便遭受挫折、打击、冷漠、讥讽和怀疑，她也淡然处之。

　　从此，“新教育义工营伟华”成了她名片的重要头衔。

　　营的一个朋友说，她是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过作弊的经历，她教育她的女儿无论如何都不能买盗版的光碟。

　　营不仅为新教育实验这个 “社会企业”打拼，还为这个“社会企业”劝募。营劝她的一个好友，一个在上海打拼的台湾女企业家，捐助新教育实验。她对她说：“我不希望我辞世的时候，我的墓碑上写着：这个人一生卖了很多房子。你难道希望你的墓碑上写着，你比我卖了更多的房子？”

　　营援引戴维·伯恩斯坦的话说，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区别之处不在于性格或能力，而在于他们的远见的本质，在于这个人是梦想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跑鞋公司，还是给世上所有的孩子接种牛痘疫苗。

　　营伟华加盟新教育实验不过一年的时日，新教育实验的面目立时得到改观。朱说，过去有人想没人做的事，有人做了，过去想做而未做的事，做了。新教育实验没有自己的宣传册，营自告奋勇地请缨，做了本《一群傻子跟着一个疯子》。2006年清华大学的新教育实验会议上，1000本精美的新教育实验的宣传册装进了代表们的材料袋。

　　当下的新教育实验的管理团队并不止营伟华一人。江苏翔宇教育集团的总校长卢志文也是新教育实验这个“社会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帮助新教育实验建立了一个网站，一个秘书处，一个公益部，一个新教育研究中心。

　　营伟华说：“或许你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卓然出众的商人，但是，我，只是一名清道夫。一名清扫街道，扫除垃圾，搬走障碍物的清道夫。当一切都洁净了以后，铺上红地毯，恭敬地站在一边，等候真正大家级的人物出现，等他的到来，鼓掌喝彩。”

　　在她看来，朱永新就是一个等待中的大家级的人物，一个可以用新思想的威力，用社会企业家运营模式改变世界的人。

　　“零元董事长”运营模式

　　仰赖于志愿者的努力，依靠着营伟华这样的经营者的打理，新教育实验这个“社会企业”很快摸索出自己特定的运营模式：“社会性组织，志愿者行动，参与式发展，跟踪式服务，项目制运作”。

　　该运营模式中，新教育实验是一个注册资本为0元的 “社会企业”，朱永新是个地地道道的 “社会企业家”，一个没有物质投入也没有物质回报的“0元董事长”。然而，他和他的团队却像一个社会的炼丹术士，以独到的社会资源配置方法，探索出“社会企业”独有的公益制度，勉力营销时代亟需的“心灵的教育”。

　　朱永新与许多非营利组织，也就是NGO，有过接触，有过合作，他深切地感受到：涉足公益事业，不仅要有“做好事”的意愿，更要有“做好事”的能力。朱永新说，“是我们的志愿者，激赏新教育的企业家，资助我们的基金会，帮助我们具备了做好事的能力。”

　　授人以渔，跟踪式服务，项目制运作，就是灵山慈善基金会教会他们的。

　　去年秋天，“新教育实验”公益部受灵山慈善基金会的委托，率十数位深谙新教育实验理念的专家和骨干教师，去贵州省遵义市的山区小学培训师资。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原以为慈善基金会给他们大批钱物的捐赠，以为新教育实验会派出教师在山沟里义务教书一年半载。当他们得知，来者既不给钱，也不给人，只是单纯地传播新教育实验的理念，教当地的老师以新教育实验的理念教当地的学生，他们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在他们勉强接纳“新教育实验”公益部一周之后，他们发现了这支与寻常捐赠普通支教不同的团队的价值。前往贵州的新教育实验志愿者魏智渊老师说，在湄潭县抄乐乡中心小学，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二年级读写水平的五年级的孩子，经过新教育实验的讲师团一个礼拜的 “培养卓越口才”的训练，就可以在展示课上自信大方地即兴演讲。抄乐完小的教师们难以相信地问：这是自己的学生吗？本质上，魏智渊等人教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她通过教学生来教老师。

　　当地教师对亲往贵州一线的赵一平说，这是当地十几年来最好的教师培训，经费从500万元的“新农村·新教育·新希望”专项基金中支出。他们捐赠的500万元，不是直接划拨给新教育实验团队，也不是一捐了之，他们要根据双方议定的公益项目，由他们出资、由他们参与、由他们监督整个项目的投资和运营。

　　赵一平说，灵山慈善基金会和新教育公益部对贵州项目进行跟踪式服务，每隔一两个月就委派新教育实验的专家成员和骨干教师，深入一线进行项目维护。他们没有确定在遵义服务的时间表，但他们确定将项目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三年也行，五年也行，直到新教育实验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直到彻底改变该地区的教育现状为止。

　　未来五年，灵山慈善基金会将和“新教育实验”联手开拓公益事业，主要承担面向西部地区贫困学校的师资培训。2007年起，灵山慈善基金会和新教育将陆续推出“灵山-新教育种子计划”，旨在通过对散落在民间的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优秀教师持续不断的学术支持和培训，为新教育实验乃至中国教育不断地发现和培训尖端人才。

　　新教育实验还依托苏州永鼎文化公司，推出另外一个项目——— 新教育儿童阅读推广计划。永鼎公司是新教育实验为了探索“NGO市场化运作模式”而成立的公司。这是为朱永新这个社会企业家打工的企业家，集资筹建的公司，取名永鼎，意为永远鼎力支持新教育实验。

　　该公司总经理黄明雨说，世界上的NGO，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没有经营活动的，如“希望工程”和“喜舍会”；另一类是包含经营活动的，如慈济功德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它也有许多的经营活动，有专业的出版、销售团队。“永鼎”，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具“自我造血”功能的公司，但当下只希望它能使新教育实验研究中心研发的童书，希望“毛虫与蝴蝶”课题研究能够持久和深入，将包括中国
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最宝贵的种子植入童年。

　　基于对新教育实验项目制运行的支持，在贵州项目的影响下。台湾慈济基金会也正式向新教育共同体中的贫困学校以及西部民工子弟学校捐赠5000个儿童书包，由新教育研究中心和公益部承担设计书包、提供培训等服务。

　　新教育公益部负责人称，2007年开始，新教育公益将逐渐形成自己的公益制度与特色：务实高效、廉洁透明的公益规范；永远站在学术前沿的专业精神以及通过基金会文化、新教育文化和受助区域文化对话而形成的公益文化。

　　在2007年1月1日的 “朱门聚会”上，卢志文提出了新教育实验团队的愿景：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最出色的教育NGO组织。并用一首诗，叙述他们的文化：

　　总得有人去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